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发行的《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一书，第二十三节中记述了李德生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解放老干部的指示精神，抓紧“做好解放175位将军的工作”。其中写道：
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以及政治委员李成芳中将，均为红四方面军的杰出将领，曾分别担任团长和政治委员。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均在晋冀鲁豫军区履职，担任过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秦基伟、李成芳以及刘邓大军纵队，他们身兼司令员、政治委员及军长要职。解放后，贺龙元帅出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与秦基伟、李成芳二位军长形成上下级关系。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他们不幸被诬为“贺龙分子”，遭受囚禁，连总政治部也未能知晓关押的具体地点。历经波折，才查明他们被囚禁于湖南境内广州军区所属的一处军队农场。李德生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将秦基伟、李成芳及昆明军区副政委胡荣贵少将、副政治委员张子明少将，以及南京军区原参谋长王蕴瑞少将等人接回北京，安排休息治疗，并等待重新分配工作。随后，他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相关情况。
受命前往湖南迎接秦基伟、李成芳等同志“返回北京休息治疗，并待命安排工作”，这项任务由李德生同志指派我与总政治部组织部的秘书任振先共同负责实施。有人风趣地戏称我们此次的任务是“将干部从‘牛棚’中接出”。在执行这一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值得回忆的故事，现将其整理成文，以供读者品鉴。
李德生
李德生在宾馆授任务
1968年冬日，我受济南军区政治部之命，被借调至军委办事组干部部任职。翌年七月，李德生将军自南京军区转调军委办事组，遂在京西宾馆安顿并开始办公。虽常在同一座城市中，我们却鲜有工作上的交集。直至1969年十二月，随着总政的恢复办公，我们迁至旃坛寺的总政大楼。李德生将军起初以总政临时党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大局，半年后正式被任命为主任。自此，我们在小型会议或文件呈递等日常工作中不可避免地有所交流。1972年国庆节过后某日清晨，总政干部部的领导通知我携带洗漱用品、粮票及出差费用，并在早餐后，与总政组织部的任秘书一同前往京西宾馆，面见李德生主任，接受新的工作任务。
抵达宾馆九层西头的套间，我们与李德生先生会面。他直截了当地布置了任务：“你们即刻动身前往湖南省军区，对秦基伟、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王蕴瑞、张力雄六位同志的背景进行详查。”特别强调道：“在见到秦基伟时，务必询问他当年为何滞留北京，未能随昆明军区一同返回。”
我当时在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后改称第二任免局）任副处长，该处负责各大军区正师职以上干部的任免工作。这六位将军“靠边站”前都属该处业务管辖范围，老的花名册上都有他们的名字，所以李德生一讲他们的姓名，我都知道他们原来的任职情况。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昆明军区第二政委，胡荣贵张子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王蕴瑞是南京军区参谋长，张力雄是云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先后“靠边站”，有的归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有的归别的专案组审查。审查情况专案组从来不向总政干部部通气，总政干部部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准过问专案审查对象的情况。因此，我想请李主任明确一下这六位将军的矛盾性质，便说：“主任，我们见到他们时，怎么说明来意？”李德生回答说：“一是代表组织进行探望，二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听到这些，我心中有了底：这最多是人民内部矛盾。
“总政处长举动不寻常！”
我与任振先急匆匆地离开了京西宾馆，直奔首都机场。当时客运航班并不多，而且我们事先并未预订机票，因此只能随机搭乘遇到的航班。抵达机场后不久，一架来自沈阳，飞往广州的里-2型小型飞机映入眼帘，飞机仅有十几个座位，而舱内只有我们两人。经过在开封和武昌的两次降落，我们于下午抵达了长沙。湖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和干部处处长亲自到机场迎接我们，询问我们的工作安排。我回答道，此行来湖南的目的，便是专程探望秦基伟、李成芳等六位干部。干部处处长告知，他们目前正住在宁乡县的灰汤疗养院。我随即提出，请省军区帮忙安排一辆车辆，以便第二天早餐后即刻前往灰汤。
秦基伟
1969年“紧急战备”期间，秦基伟等六位将军被紧急疏散至湖南，起初被安排在洞庭湖畔的汉寿县某部队农场进行劳动。随着“九一三”事件的落幕，他们于1972年4月迁至宁乡县灰汤镇附近，入住解放军364医院（亦称“灰汤疗养院”）休养。六位将军的日常起居由湖南省军区负责管理。然而，关于他们为何被“靠边站”，以及背后究竟存在何种问题，省军区方面并未得到明确的解释，且相关同志亦不便过问。在此期间，除了不定期有专案组人员与个别将军进行谈话，调查核实相关材料外，他们与原单位间的组织联系已完全中断。
首先，他们得以摆脱繁重的劳作；其次，家属得以前来探望，共享天伦之乐；再者，他们可以在食堂用餐，亦或自行烹饪；最后，负责管理的部门也从之前的保卫部门转变为干部管理部门。
尽管如此，对他们而言，仍存有一丝未尽的余韵。尽管他们被安置于疗养病房，却并未真正领略到“疗养员”应有的待遇。日夜守护在他们身边的，并非医生与护士，而是负责保卫的干部与警卫战士。他们所住的病房位于一栋二层楼的顶层，朝南的窗户与朝北的房门形成鲜明对比。病房之外，是一条宽敞的长廊，两端各设有一座楼梯。六位将军及其夫人居于长廊中央，而靠近楼梯的房间则由负责他们安全的干部与战士居住。他们若需外出，必须向警卫人员请假，活动范围亦仅限于疗养院周边。负责管理他们的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处，所有事务均通过照管他们的警卫人员传达，从未直接与他们接触。干部处处长虽因工作需要不时前往疗养院收发文件并部署工作，但与他们保持距离的习惯始终未变。因此，当我见到这六位将军时，他们的某些举动让我不禁感到格外不同寻常。
省军区干部处处长陪同我们抵达疗养院，我们先将随身携带的日常用品安置在招待所，随即前往病房探望。我们逐一拜访，见面时我先行敬礼，并向他们问候“秦司令您好”“李政委您好”，接着自我介绍：“我是刘岩，现任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副处长。这位是任振先，总政组织部的秘书。我们二人受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的委托，专程前来探望各位首长。稍后我们将集中讨论，届时再详细汇报来意。”六户走访结束后，大家陆续来到学习室落座。我说明来意：“李德生主任派遣我们前来，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代表组织亲自探望各位首长，二是收集首长们的宝贵意见。我们计划通过个别交谈的方式逐一听取意见，从东至西，逐个进入首长房间进行交谈，时间上不做限制，直至各位首长把想说的话全部讲完。对于某些未能一次谈完的事项，我们会在后续的交流中继续探讨。我们将持续听取各位首长的意见，直到完全了解后，再离开疗养院返回北京。”
会议结束后，我们随即进入房间进行个别交流。在此过程中，我示意省军区干部处处长无需继续陪同。他返回招待所，向省军区领导报告了我们与六位将军会面的情形。后来得知，他在电话中的第一句话便是：“总政派来的这位处长，其举止颇为独特！”这里的“独特”，是相对于以往前来疗养院的专案人员而言。专案人员在见面时，不仅不敬礼、不握手，还不称呼职务，甚至在与他们交谈时，连“同志”二字都省略了，有些情况还伴随着训斥和指责。
我俩用两天的时间，听取了六位将军的意见后返回北京。一到办公室，干部部的领导同志就交给我一份广州军区政治部发给总政治部的电报，内容是关于改善秦基伟等六位将军生活状况的几条措施，请示总政治部是否同意。措施有五六项，其中包括：首先，安排六位将军至长沙的顶尖医院进行全面体检；其次，由广州军区卫生部调拨所需药品，专供疗养院药房使用；第三，为疗养院增派一辆专用小汽车，以方便前往宁乡县城等距离较远的集市采购副食品；第四，组织六位将军及其夫人前往韶山毛主席的故居参观游览。此外，还包括对文件阅读、日常生活等方面进行改进的额外措施。
我心有所思，广州军区对这六位将军的特别关照，与我在湖南之行中所传达的总政治部精神密切相关。抵达长沙后，我们并未向湖南省军区透露有关六位将军的任何信息，仅是通过实际行动，表达了我们对这些“靠边站”多年领导同志的政治立场。后来得知，湖南省军区干部处处长将我的这一不同寻常之举上报给了省军区领导，省军区随即向广州军区进行了汇报。紧接着，广州军区迅速提出了对六位将军实施几项优待措施的建议。
进京“靠边站”，勒令离京。
在我抵达北京投身工作之前，六位将军已悄然退居幕后，因此在接手的干部任免名单上，他们的名字已不复存在。对于他们的生平事迹，除了对秦基伟和李成芳较为熟悉之外，其余的则了解不多。经过从湖南返回北京，查阅档案并电话咨询昆明军区以及南京军区，方才逐渐掌握了他们的大致情况。原来，他们都是曾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军。
秦基伟
秦基伟将军，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氏，于1929年投身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征程。1955年，他荣获中将军衔，此前曾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一职。在军旅生涯中，他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军分区司令员以及纵队司令员等职。在朝鲜战争中，上甘岭战役这一著名战役中，他作为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五军的军长，英勇奋战，彰显了我国军队的雄威。
李成芳
李成芳，湖北麻城县籍，于1929年投身中国工农红军的怀抱，1955年荣获中将军衔。在“靠边站”之前，他担任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一职。其从军生涯中，历任班长、排长、指导员、教导员、团政委、旅长、纵队政委及军长等职务。
胡荣贵
胡荣贵，山西定襄县之人士，于1933年投身革命事业。1937年，他加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55年，他荣膺少将军衔。在“靠边站”之前，他担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一职。其职业生涯中，他曾历任干事、队长、指导员、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旅政委，以及省军区和大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张子明
张子明，山西离石之籍，于1935年投身革命事业，次年即1937年步入军旅生涯。1961年，他荣升为少将军衔。在“靠边站”之前，他担任了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的重任。他的军旅生涯中，曾历任股长、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副师长、师政委，并在军事工程学院担任教育长及副政委等职。
王蕴瑞
王蕴瑞，河北巨鹿之籍，自1931年宁都起义后投身红军，1955年荣膺少将军衔。在“靠边站”之前，曾担任南京军区参谋长一职。其职业生涯中，历任参谋科长、团长、师长、纵队参谋长、兵团参谋长以及志愿军参谋长等职务。
张力雄
张力雄，出身于福建上杭县，1929年投身革命洪流，1932年正式加入红军行列。1961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在“靠边站”之前，他担任了云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的重任。张将军的军旅生涯辉煌，曾历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分区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纵队政治部主任以及军政委等职。
在1967年年初，这六位将军被调至北京，随后均被要求“靠边站”。其中五位将军分别受到了不同专案组的审查，而另一位，秦基伟将军，尽管未涉及任何专案，同样在北京度过了超过两年的“靠边站”时期。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在《秦基伟回忆录》的第十七章“新的考验”里，有一章节以“晾在北京‘靠边站’”为题，词汇运用恰到好处。在这段在北京度过的两年多时间里，秦基伟并非因停职审查，也不是等待判决，更非等待工作分配，更不是被软禁或监视。那他的状态该如何形容呢？秦基伟用一个“晾”字来概括，我认为这字恰好描绘了他的真实处境。李德生主任之所以特别询问我秦基伟将军为何滞留北京未返昆明，是因为总政治部事后追查时，无人知晓秦基伟为何会被“靠边站”，也无人能说清他“靠边站”后的归属问题，实际上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靠边站”了长达五年多。
事情的起因是，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夺权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也都跃跃欲试，有的与军内极左的人勾结在一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各军区的领导人。周恩来和军委领导为了防止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被揪斗，派飞机将他们接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保护了一段，风声过后其他军区的领导人陆续回到了各单位。昆明军区的两位军政一把手都没有回去，李成芳因受专案组管理，而秦基伟虽无专案在身，却也未归。这一现象引起了李德生的关注，他决心揭开这一谜团。
在灰汤疗养院个别交谈时，秦基伟讲完他要说的事情后，我问：“秦司令，李主任让我请问你一下，你当时是怎么留在北京而没有回到昆明的？”秦基伟不假思索立即回答说：“是军委××领导与我商谈后决定的，他指出昆明军区当时秩序较为混乱，建议我暂时不要返回，待情况明朗后再作决定。”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爆发后，依旧遵从那位军委领导的指示，秦基伟搬至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的后小楼居住，直至一年多后。《秦基伟回忆录》中多次提及，与他一同被调至湖南的其他五位同志，经常有专案人员上门调查，但他自己却从未受到过专案人员的关注。当时，秦基伟并不知道，自己并非专案调查的对象，而是不明所以地被放置在一旁。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趁中央作出战备疏散的决策之际，以“强化战备，抵御敌人可能的突袭”为名，擅自发出“紧急指示”，下令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翌日，总参谋部遵照黄永胜的传达，以林彪“首道命令”的名义，向各部队下达了通知。在北京，所有不在职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均需即刻疏散至外地。至于那些已调至京外的“靠边站”干部，自是不必多言。
在林彪“第一个号令”传出的次日深夜，几名神秘人物突然造访海运仓招待所，逐一与那些被迫“靠边站”的干部进行私密交谈。他们传达了军委办事组的指令，要求这些干部翌日即刻离京赴外地，并严令禁止相互询问目的地。那群人离去后，整个楼内瞬间陷入了一片骚动。经过一番交谈，众人得知自己将被派遣至全国各地。昆明军区的秦基伟、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张力雄，以及南京军区的王蕴瑞，这六位干部被归为一组，被告知前往广州军区。这是一道不容置疑的命令，必须遵从，没有任何商讨的余地。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众人面面相觑，心情沉重。他们无法理解这次大规模疏散背后的真正含义，也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命运将如何展开。
翌日，火车票已妥善安排，六位将军齐聚北京车站。随行护送的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排长。他恪守职责，一夜未曾合眼，对所护送的人员严加看护，唯恐他们遭遇任何不测。
在潇湘大地的酸甜苦辣
在交谈中，六位将军纷纷倾诉了近年来所遭遇的种种不寻常之境，其中有人提及往事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临别之际，我们来到病房逐一向他们道别，他们均表示，所有想说的话都已表达，对组织派人探望表示衷心的感激。我聆听他们讲述的不寻常遭遇，心中涌起强烈的同情，并给予了一些慰藉之词。返机关后，我如实向领导进行了详细汇报。
林彪颁布“第一个号令”之后，六位将军随即被告知将前往广州军区。然而，当他们抵达长沙后，却突然被要求下车，并被安排入住湖南省委招待所，逗留了三天。期间，有人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西湖农场的情况，并宣布他们将被分配至该农场进行劳动。不久，他们便被送往汉寿县境内的西湖农场。六人各自被分配到六个不同的连队，并严格规定彼此不得相互接触。
西湖农场最初不过是湖南境内的一处劳改农场，其建立源于在洞庭湖西岸围湖造田的工程。这里的房屋由囚犯们亲手搭建，均为简陋的茅草屋；地面凹凸不平，每一步落下，脚下便会渗出积水；屋顶布满孔洞，麻雀时常飞入屋内觅食。夏季酷热难耐，冬季寒冷刺骨，洗脸的毛巾一旦搭在铁丝上，瞬间便会冻结成冰。连队的饮食条件极为恶劣，几乎整个月都难以见到荤腥。
他们，这些历经革命烽火的老人，对生活的艰辛早已习以为常，从不将其放在心上。真正让他们感到憋闷的是政治待遇的落差。尽管六人生活上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共餐共宿，并肩劳作，但在政治层面，他们却无法享受到一名普通战士应有的待遇。
在西湖农场的时光里，他们隶属于连队的班排长直接管理，而团部层面则由政治处保卫股负责。军队中对于何种性质的矛盾人物应归属于保卫部门管理，历来有着明确的职责划分。由此，从管理渠道便可窥见，农场将他们视作专政的对象。这一身份的转变给他们带来了诸多精神上的折磨，他们向我详细讲述了诸多这方面的具体情形。例如：
他们想自费订阅报纸，得不到农场的同意。他们写封家信，寄出前要经保卫股审查，家里来信也要先由保卫股拆阅，凡被认为是不该写的内容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值班排长一吹哨，宣布党员站第一排，团员站第二排，不是党团员的战士站第三排。六位将军都是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但不能站到第一排，第二排也不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站的地方，只能站到第三排，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站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话。1970年的一天，以营为单位集合选举四届全国人大的军队代表，秦基伟与全连官兵列队去营部投票。快到营部时，营里一名干部把秦基伟拦住，让他回去看书，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选举权。其他五位同志亦然。秦基伟的女儿畹江住在营部，有位副营长的爱人和畹江比较要好，有一天她很神秘地约畹江到外面一个地方见面，沮丧地告诉畹江说：“今后我不能与你再交往了，组织上已经对我提出了批评，说我与你频繁接触，立场存在问题……”
1972年4月，自“九一三”事件发生已逾半年，六位将军方才接到通知，告知他们将被调往湖南宁乡县的一所部队疗养院——364医院，进行休养治疗，此举标志着他们结束了在农场辛勤监督劳动的日子。
六位将军抵达灰汤疗养院后，生活上的待遇相较于西湖农场时期有所提升，食宿条件均有所改善。然而，他们在政治待遇上却仍感受到不公：首先，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不得擅自离开疗养院周边区域；其次，每位将军身边都配备了一名战士，名义上是警卫，实则是对他们行动的严密监视；再者，起初他们无法接触到任何文件，经过多次申请，省军区政治部才每月定期提供团级干部阅读的文件，供他们集中查阅。
经过五个多月的漫长等待，政策终于逐步放宽，允许他们的家人得以前往疗养院与亲人团聚，这一消息让他们激动不已。六位患者均先后迎来了在灰汤车站迎接亲人的难忘时刻。秦基伟的爱人唐贤美，趁着8月初的暑假，带着孩子们从昆明远道而来，抵达灰汤。这是自五年多前全家分崩离析以来，首次欢聚一堂。
秦基伟说：“随着家人的到来，我的生活也日见规律。每天下午，我扛着竹竿和爱人去四周山坡上打松球，我打她捡，每次提回来一网兜。这固然是为了解决生煤炉的引火问题，但更多的是为了充分享受一种田野情趣。上午，我们则读书看报。当时新华书店来卖过几次书，我们买了一些。我的老秘书张维明也从四川给我寄了几本书来。我对他寄来的苏军元帅朱可夫写的《回忆与思考》一书最感兴趣。这本重点记录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作战情况的书，我对照地图读了两遍。因这本书是秘书借来给我看的，我读后又寄还给了他，但内心很舍不得。一次出外散步时，我与同在灰汤疗养的工程兵某师政委谷善庆相遇。我们过去素不相识，但他对我很热情，显得很尊重。当在交谈中我称赞《回忆与思考》这部书不错时，他立即慷慨地说：‘我这里有一本，就送给你，首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谷善庆同志的慷慨之举显得尤为难得，这不仅体现了他不随波逐流的品格，更彰显了他为人正直的品性，令我深受感动……”
在灰汤，除秦基伟同志外，其余五位同志时常有专案人员上门核实情况，索要证明文件。相较之下，秦基伟同志依旧保持着西湖农场时的宁静，无人打扰，因此他得以拥有比他人更充裕的时间去领略“田野情趣”。那些频繁接待专案人员的将军们，尽管有些问题可通过专案组渠道向组织反映，却也不免产生些许“摩擦”。张子明将军在与我们第二次交谈时，主要便是对专案人员实施“逼供信”的行为进行了反映。他讲述道，有位同志依据自己的记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撰写了证明材料，然而专案人员却对此不满，屡次强迫他按照专案组的说法重新书写。该同志坚持不造假，专案人员便指责他“态度不老实”，双方争执不下，场面颇为尴尬。张子明将军在讲述至此，情绪激动，泪水夺眶而出。
结束“牛棚”生活
返抵北京的次日，我便与任秘书一道，将湖南之行的详细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并及时向李德生主任进行了汇报。他随即指示，需将我们的报告内容进行调整，并最终以他的名义，提交给周恩来总理。
1972年，尽管“文化大革命”尚未落幕，那些被指为“靠边站”的干部们渴望获得解脱并重新分配工作。依照当时的常规，他们必须获得一份审查结论。若存在问题，需详细写明具体问题所在；即便无问题，亦需出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在这六位将军中，有五位已被立案审查，他们若要得到解脱并重新分配工作，自然需要审查机关提供相应的结论材料。而秦基伟将军虽未受到立案审查，但由于他与五位将军始终同在，此次也只能一同等待处理。
五位将军中，仅有王蕴瑞的立案案卷归属我处——第二任免处——及南京军区共同审查。其余四位将军的立案单位并不在我处管辖权限之内。鉴于此，上级领导将掌握王蕴瑞审查进展的任务交由我们处负责。那时，众人皆知，上级机关对审查干部进度的询问，实则是对案件尽快结案的催促，亦即解放干部分配工作的序曲。然而，要深入了解并弄清被审查者的真实情况，实则并非易事。正如《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中所言：“当时解放干部，在中央政治局，江青、张春桥等人横加干扰；在基层，受极左思潮影响的部分干部亦添乱，使得工作难度倍增。”
王蕴瑞将军的案情至今尚存疑点。南京军区多次催促调查，专案组始终回应称，王蕴瑞的历史中尚有一谜未解，故结论难以得出。此谜令人难以置信，曾成为我们第二任免处同事间茶余饭后的谈资。1934年红军长征后，苏区红军成立了闽浙赣军区，方志敏任司令，粟裕任参谋长。1935年夏季，又成立了浙西南军分区，王蕴瑞（原名王永瑞）被任命为司令。不久，军分区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而溃散，部队伤亡惨重，王蕴瑞与上级失去了联络，便与一位浙江籍参谋乔装潜逃至其家乡隐蔽。面对国民党日益残酷的围剿，且王蕴瑞不谙浙江方言，难以在参谋家中久藏。于是，参谋的父亲提出让王蕴瑞返回河北故里避难，并资助了一笔路费，与参谋一同将其送至浙赣铁路线上的小站，登上开往家乡的列车。1937年秋季，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王蕴瑞迅速与部队取得联系，再次投身战场。
在“文革”期间，部分人质疑王蕴瑞从浙西南军分区流散后，重返八路军工作期间的历史真实性，于是对其展开调查。经专案组深入调查，浙江方面的参谋确认王蕴瑞上火车前并未被俘或被捕。同时，河北巨鹿家乡的居民证实王蕴瑞归家后一切正常。尽管如此，专案组以王蕴瑞在从浙江火车站至河北巨鹿途中缺乏无问题的证据为由，拒绝做出结论。我们劝说专案组成员，尽管在旅途中没有找到证明王蕴瑞有问题的人，但同样也没有人证明他有问题。在长途旅行中，如何能找到证明其行为的人呢？如此拖延下去何时是个头？最终，专案组未能继续坚持原有立场，调查以中止结束。
1973年四月，为解放六位将军所做的前期工作圆满完成，六位将军将离开湖南灰汤，转至指定地点等候分配新职。具体待命地点如何安排？总政治部经过讨论后决定，两名大军区正职干部将前往北京，而其余四位将军，若与原单位派别无冲突，则返回原单位，若有冲突，同样需前往北京待命。至四月下旬，干部部以总政治部的名义致电广州军区，要求其指派代表护送秦基伟、李成芳、王蕴瑞、张力雄四位将军前往北京；同时，通知昆明军区，要求其指派干部前往灰汤接胡荣贵、张子明两位将军返回昆明。
4月28日，秦基伟将军与三位同袍一同抵达了京城。我特地前往火车站，将他们接至总参海运仓招待所，并特意安排了他们四五年前所居的后小楼以备待命。在此期间，由总政干部部任免二处全权负责他们的照料事宜。次日，4月29日，我亲自将五一节庆游园活动的门票一一分送至每位将军手中。到了5月1日，他们兴致勃勃地参加了首都各界举办的盛大规模游园活动。翌日，5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清晨新闻联播节目以及各大报纸，纷纷播出了由新华社发布的新闻报道。报道中特别提到：“参与节日联欢活动的嘉宾有：……秦基伟、李成芳、郭林祥、廖汉生、吕东、姚依林、钱信忠、张稼夫、李质忠、童小鹏、邓典桃、李步新等。”
秦基伟将军与李成芳将军参与五一庆祝活动的消息一经发布，众多人士纷纷前往招待所探望二人，以示敬意与祝贺。一时间，人潮涌动，欢声笑语，场面热闹非凡。这些战友在“文革”期间曾遭受磨难，如今幸存重逢，无不感慨万分。
不久之后，六位将领依次被分配了各自的职务。秦基伟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李成芳则担任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一职，胡荣贵继续担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张子明履新铁道兵副政治委员股市场外配资，王蕴瑞则就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而张力雄则被任命为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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